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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市副中心文物保护与考古新发现揭开了面纱一角。这称得上是北京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1092座古墓和一座汉代古城遗址拂尘露脸,通州实物考古史从隋唐往前推进了千年,中间断环全部补齐。

  北京通州区新发现200多年前的北运河滚水坝遗址。记者日前从通州区水务普查办公室了解到,遗址位于北运河西岸、通州区
县镇靛庄村东北部,是现存北运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唯一一座水利工程。目前该发现已报送市级相关部门,有待进一步保护。据悉,通州区目前共搜集到64处1950年以前的水文化遗产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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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 遗址掩藏杂草中

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云中心考古发掘现场。(资料照片)
 

  近日,记者随专家前往滚水坝遗址现场探访。滚水坝遗址发现于通州区漷县镇靛庄村东北部、京津公路西侧。遗址地处一片尚未开发的荒地,两段残留的滚水坝相距百米,就掩藏在浓密的杂草丛中。用工具小心拨开杂草后,可见布满青苔、高约2米左右的坝体(如图),被发现的滚水坝遗址夯层仍清晰可见。

  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和北京市文物局联合发布:历时7个月,全国各地9家考古队齐聚北京,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考古勘探,在通州区潞城镇的胡各庄村、后北营村、古城村等地区探秘面积约101.3万平方米。与以往不同,这一场声势浩大的考古没有提前预设结束日期。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任务虽重,但文物保护工作一点没有马虎。

  据运河研究专家周良介绍,滚水坝原长80多米,宽约7米,高约4米,尚有一部分掩埋在地下。主坝和护岸均是由生石灰、上等黄土和江米汤混合在一起夯铸而成,俗称“三黄土”,其质地非常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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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 填补运河设施空白

考古工作人员正在绘制器物图。
 

  周良介绍,大运河滚水坝遗址距今已有200多年历史,这一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从通州到天津段的古代大运河水利设施记载空白。古潮白河、小中河、通惠河和温榆河4条河流都在通州城北汇入大运河,进入雨季,上游4条河发洪水,运河也跟着发洪水,洪水在靛庄村附近冲开了一个口子,运河水就流入了港沟河,运河水位下降致使漕运受阻。为了保证运河漕运,清朝政府就在港沟河和大运河之间构筑了这个呈“工”字形的滚水坝。

  如今,探秘还在继续。许多千年过往已经浮出水面,两千年前的古城和万余件出土文物为我们描绘了那时的通州。

  发现 另现最大方孔石桥

 

  除滚水坝外,通州区还发现了多处水文化遗产。通州区水普办副主任柳德明介绍,水普办正发动市民、专家学者在全区范围挖掘水文化遗产,此番搜集范围是通州区境内1950年以前的水文化遗产,主要针对古代及近现代重要取水口、渠道、桥梁、码头、井等水利设施,还包括与治水、抗灾、祈雨、济民相关的亭阁建筑,碑刻等人文遗址。

  重大发现 通州最早县城35万平方米

  截至目前,共搜集到64处1950年以前的水文化遗产线索。此次水文化遗产调查工作将摸清通州新城的水文化遗产家底,通州区水务局将对发现的文物基本情况保存现状进行归纳整理,同时进行测绘水文化遗产线图、摄制照片和绘制图册等相关工作。

 

  其中还包括北京地区最大的平面方孔石桥——漷县镇东门桥。该桥全长44米,宽7米,用花岗岩方石或条石砌筑。桥下则是十三间方孔,高3米有余。是横跨港沟河的一座东西向的十三方孔平面石桥,修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因位于旧县城东门外,故名漷县东门桥,1989年5月,该桥成为通县文物保护项目,后来桥头碑上写有重修漷县东门桥碑记。

  在大量墓葬发掘现场西北方向大约两公里处,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通州惟一汉代城址——路县。

  晨报记者 邹乐/文

 

  首席摄影记者 蔡代征/摄

  他们用11条探沟基本判定了路县。

  ■新闻关键词

 

  滚水坝

  北京市文物局新闻发言人于平介绍,7月至9月,文物部门对这座汉代城址进行了总范围约50多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查,并选择重点部位抽样进行考古勘探。目前,结合古城址的具体情况可将古城遗址分为城墙基址、城内遗存、护城河和城外遗存四部分。

  一种高度较低的拦水建筑物,其主要作用是抬高上游水位、拦蓄泥砂。主要原理是将水位抬高到一定位置,当涨水时,多余的水可以自由溢流向下游。因此,除了满足取水的要求外,还要满足冲砂的要求。具体根据其作用、地质、水文等因素来确定规模。
 

 

  古城雏形初现:北墙基址长约606米,东墙基址长约589米,南墙基址长约575米,西墙基址长约555米,四面城墙基址基本可以闭合。城址平面近似方形,符合中国传统中正公平的理念。城总面积约35万平方米,符合西汉县级中心的规制。

 

  城内,一条南北向的路面遗存藏着乾坤,明清时期与辽金时期的遗存叠加着。“下面应该还会有更早期的路。”在探沟里的包含物中,文物人找到了汉代钱币和陶片。城外,南城墙墙基外侧约11至13米处发现有护城河道遗存,河道走向与城墙基址走向基本平行,宽度约30至50米。

 

  一座汉代县城正在浮出水面。“规模不小,在中原区域也属于比较大的县城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庆柱说,路县是汉代渔阳郡辖四县之一,它在北京作为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和交通中心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交通、经济、军事意义。“城内找到了直径超过15厘米的汉代瓦当,这基本是西汉府衙规制。”

 

  1092座古墓年代跨越两千年

 

  此次考古已发掘墓葬1092座,年代跨越两千余年,从战国至清代。重见天日的还有69座汉唐窑址、8座灰坑、10眼水井和3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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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时期流行的七星铜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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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彩炉,流行于唐代或辽代时期。
 

  万余件文物被唤醒,于平介绍,出土文物种类繁多,包括陶器、瓷器、釉陶器、铜器、铁器、铅器、料器、皮革器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墓葬、窑址、地层剖面已经整体迁移保护,共计60处遗迹。”

 

  这些文物分散在距地面5米深的泥土里,考古工作者按照朝代将不同层以数字标注。“延绵连续的地层既有自然堆积,也有人为堆积,还有地震形成的断裂层。”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说,“这说明通州地界儿上至少两千年没断过人气。”

 

  刘庆柱说:“通州是北京所有区中开放性最强的。这个地方自古交通便利,漕运兴盛,所以多民族在这里长久共融。这次的考古发现是最好的印证,出土的文物为了解通州地区两千年来自然环境变迁、人地关系提供了最直观的证据。”

 

  北京市文物局统计,79%的墓葬为战国至汉代墓葬。“这说明城市副中心所在区域至少自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大量人口居住,特别是东汉时期社会繁荣、人口众多,是宜居之地。”市文研所副所长郭京宁说,同时这些文物为探索北京东部地区汉代以来的社会文化面貌、经济发展状况、人口密度和分布、丧葬习俗等提供了依据。

 

  文物揭秘 万余件文物还原古通州人日常生活

 

  在文博界有个约定俗成的共识: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研究物质文化史,要研究遗址和墓葬。因为城是住人的,墓葬是埋人的,两者组成阴阳二元社会。刘庆柱说:“墓葬保留了很多遗物,丰富充实了历史。此次出土的万余件文物就可以真实还原古通州人的日常生活。”

 

  出土62座翁棺葬创规模纪录

 

  在胡各庄村,考古人员发掘出6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瓮棺葬。这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瓮、盆为葬具,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的,一般用2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地面下。

 

  “瓮棺葬的葬具一般是日常使用的陶器,底部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考古人员说。

 

  于平介绍,此前,北京瓮棺葬的发掘较为零散,这次是首次大规模发现,这将为研究其在东北亚的传播起到作用。

 

  同时,考古人员在西汉墓葬内还发现了许多雕花砖,其纹样多种多样,包括回形纹、四神纹等六七种,“不同种类纹样同时出现在墓葬,这是很少见的。”

 

  发现26根古人计数用骨质算筹

 

  在后北营村,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大把小棍儿,长短不一。这是古人的计数工具——骨质算筹。此前,大葆台汉墓也曾少量出土。

 

  可别小看这些小棍,在中国数学史上它们立有大功。据《孙子算经》记载,算筹记数法是:凡算之法,先识其位,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当表示多位数时,个位用纵式,十位用横式,百位用纵式,千位用横式,以此类推,遇零则置空。考古工作者介绍,这种计数法遵循一百进位制。

 

  根据史书的记载和考古材料的发现,古代的算筹就是一根根小棍子,一般长为13厘米,径粗约0.2厘米,多用竹子制成,也有用木头、兽骨、象牙、金属等材料的,大约270枚为一束,可放在布袋里随身携带。

 

  此次一共发现了26根相对完好的算筹。

 

  陶屋陶仓重现汉代人家生活

 

  出土文物中陶器挺多,尤其是汉代墓葬中,陶屋、陶仓、陶厕应有尽有。郭京宁说:“汉代讲究视死如生,所以从陪葬品可以看出当年真实的生活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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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俑,东汉-魏晋时期墓葬内的常见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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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魏晋时期的动物俑。
 

  出土文物中有很多栩栩如生的陶俑,包括人、猪、鸭、羊、鸡等。“光是狗就有很多品种,有类似腊肠的,还有土狗。”

 

  这些陪葬品可以还原出当时的人居住的屋子内的陈设。出土文物中包括了灯、耳杯等,甚至包括缩小版的灶台。“这些为了解当时社会生活提供了直观材料。”

 

  专家解读 从考古中可见民族文化融合

 

  燕赵大地自古一体。市文物局表示,此次出土墓葬、文物再次给出佐证。白岩举例,副中心的考古发现与天津、河北等地的同类遗存极为相似。“这说明京东、津西、冀中地区,自古以来文化面貌上呈现一体性。”

 

  在这片朴质的土地上,中原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碰撞、融合。刘庆柱说:“1092座墓从战国一直延续到辽金元明清,辽起源于大兴安岭,金是从黑龙江而来,清发迹在辽宁,都是周边少数民族,他们到这里自然而然地留下了自己的文化。通过此次发掘当时墓葬,我们可以生动地了解这些文化与中原文化如何交融互促。”举个例子,满人自古尚火葬,但这次发掘的满族人墓葬中相当一部分是土葬。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其对汉文化的认同。刘庆柱说:“在多民族多地区,其他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都能通过日常生活反映出来。通过这些墓葬,尤其是百姓的墓葬,我们能看出当年多元一体的国家是什么样子。”

 

  同时,“考古发现也丰富了城市副中心地区的文化内涵,提升了京、津、冀一体化的文化底蕴。”而且,本次发掘出土的钱币以南方货币居多。专家认为,这也是文化交融的物证。

 

  后续工作 考古不预设结束日期 汉城遗址有望建公园

 

  考古仍在继续,并没有提前预设结束日期。本市将依据北京“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北京“三个文化带”发展规划,推进京东大运河、北京市文物收藏修复展示中心文化项目,打造“三庙一塔”为中心的“通州味”传统文化圈。

 

  未来,汉城遗址有望成为公园。张家湾、漷县古城等历史文化景观也将成为通州新地标,以展示运河历史文化和举办高端文物展览、重大文化活动为主的副中心现代化博物馆和一批历史文化展览参观场所都已开始规划。

 

  更多的研究工作将在通州陆续展开。“考古不是挖坟,刨开看看有什么就行。考古工作者甚至需要用仪器检测是否有植物孢子粉等遗存。在实验室的研究是漫长的,十年也好,几十年也好,要对历史负责任。”刘庆柱说,“每一个检测都有意义,比如测试种子残留情况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主食是什么,哪些物种引入了。”

 

  确实,史书记录的都是大事儿,真正的细节需要考古来填补。考古工作者介绍,通过人骨碳十三等测试,可以分辨本地人和外来人,这些墓葬是家族形式的还是公墓。“通过一些动物的骨骼遗存,可以分析出当时的主要家畜有哪些,与河北南部、内蒙古有什么不同。”郭京宁说,“我们发掘过程中发现一处集体墓葬,腿骨都是弯的,也就是常说的
O型腿
。这说明这个家族的人生前骑马较多。但他们是做什么的,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路县更是成为研究的重点。刘庆柱说:“见微知著,县城就是都城的缩影。”市文研所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古城里发现的道路是辽金时期的,已知下面还有更早的路,需要进一步勘探。

 

  已有的文化资源也将更妥善地保护起来。市文物局介绍,通州已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项目有236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6处。其中包括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处,分别是大运河与通州近代教育建筑群;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处及其它市级地下文物埋藏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同时期的古建筑类遗存等。

  深读 通州历史老过东西城? 待考

 

  同是主打汉代遗存,相比于2011年南昌发掘的海昏侯墓里闪闪发亮的金币珍宝,此次一城千墓出土的万余件文物略显黯淡。不过,文物专家却说,这些比金银更精贵。

 

  刘庆柱说,这些墓葬承载着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反映出不同时期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换句话说,这次发掘的意义体现在传承中。刘庆柱说,从偏居一隅的北方重镇到一个泱泱大国的统治中心,北京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在北京已发现的七八座汉城中,只有路县一直有人居住,所以这里的文化没有断档。”

 

  新发现还刷新了通州实物考古史。此前,通州老城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这也是其实物考古史久久定格的年代。此次,通州找到汉代路县,实物史一下提前了千年,甚至超过了东西城。

 

  文物专家解释,并非东西城岁数小,更多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区近年来大的建设项目罕见,考古机会少。同时,这里是明清两代帝都所在,一些历史信息可能已经被叠加甚至抹去。

 

  《史记》中曾记载西周初期“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史学界有学者认为,蓟城就在今天西城区宣武门外一带。几乎每次碰到城里有工程,需要前期勘探考古,市文物局都会注意寻找蓟城的踪迹,但因历史久远,各代城市层层叠压,古蓟城原有的建筑遗迹早就灰飞烟灭、难觅踪影了。

 

  延展阅读 2000余名考古工作者进场

 

  一把洛阳铲,直直的插入地下三四米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蹲下来,将提出来的土放在手心里细碾轻搓,不放过一丝远古的信息。触目所及,成百上千人在做着几乎同样的动作,像是一曲没有配乐的舞蹈,单调却令人敬畏。

 

  2月26日至9月28日,这一幕每天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上演。

 

  为了配合这里的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等规定,市文物局与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程建设办公室责成市文研所对通州区潞城镇的胡各庄村、后北营村、古城村等地区展开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

 

  与大多数配合性考古不同,这一次建设工程没有给考古限定严格的完工时间。“但勘探面积这么大,我们心里着急。”白岩说,元宵节刚过完3天,9家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单位已经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了,累计2000余人参与了勘探考古。

 

  这称得上是北京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考古发掘。白岩说:“每周,文物工作者和建设者都要坐下来开会,哪儿勘探结束了,具备施工条件了,哪儿的勘探需要什么部门配合了,所有问题都被摆在桌面上,能当场解决的绝不拖延。所有人都拧成了一股绳。参会的人也越来越多,最后好几米长的桌子两侧全坐满了,有些人就拿着本站着开。”

 

  一春一夏,2000余人完成了101.3万平方米的勘探,发掘4万平方米。光勘探面积就相当于142个足球场。同时,城市副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历史的元素与城市的建设相辅相成,和谐共赢。

 

  文物部门还特意在城市副中心建设工地附近办了个小展览,让更多建设者赏北京文脉,品通州历史。(照片均为本报记者
方非摄)

 

(原文标题:汉代古城路县,通州最早城址
 原文刊于:《北京日报》2016年11月25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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