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在《清儒学记》中以八个字总结了清代扬州学派的学风——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若套用到历史研究领域,也颇为适用。如梁任公先生就曾讲过“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历史之发展潮流,有大势,有支脉,有“邻猫生子”之琐碎细发,亦有“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的大观察与大结论。就中国近代博物馆史研究而言,针对孤立的机构或个体的研究,或可称之为小历史,小题目自然也可做出大问题,这取决于研究者的水平高下。而从宏观上能对中国近代博物馆进行把握,既能进入博物馆之内“解剖麻雀”,又能跳出博物馆之外“高屋建瓴”,并且注意到博物馆现象与社会结构、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史实和现今渊源所自,则可称之为博物馆的“大历史”了。手边获赠徐玲老师所著的《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一书,在我看来,就是一部完全符合大历史写法与标准的历史学著作。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到清前期,疆域基本上固定下来,东到库页岛和鄂霍次克海领海,西到葱岭,北到外兴安岭,南到南沙群岛。在广袤的疆域内,既有中原内地,也有边疆地区(包括陆疆和海疆)。中国的边疆十分辽阔,居住着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气候和地貌与中原内地有很大不同。进入近代以后,这种有别于内地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条件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中国大片边疆领土被割占。随着边疆危机的加深,近代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辖。复杂多变的中国近代边疆形势,别有特色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使得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有着丰富的内容。此外,中国又是一个文明古国,记述边疆情况的典籍十分丰富,进入近代以后,一些边疆史学者有感于边疆危机,在新形势下又整理出许多边疆史著述。这一切成为人们研究中国近代边疆史取之不竭的资料宝库。

   
全书主体内容共包括四章,分为《博物馆的东渐》《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创建及发展》《近代中国博物馆的体制化建设》和《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
再加上绪论与结语,以及附录(包括《近代中国博物馆大事记》《古物保存法》等),清晰的展示出作者的思维逻辑,即“近代中国博物馆并非由中国古代传统古物收藏演变而来,而是以欧美为主的西方博物馆文化东渐后与中国古物收藏融合而成的新生事物”,这当是一个统领全书的大结论。作者首先回顾了欧美博物馆的发展史和中国古物的保藏史,进而描述了近代以来源于西方的博物馆观念对传统古物收藏模式的冲击,
以及博物馆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最终促使中国博物馆首先进入“建馆实践阶段”。作者指出“近代早期博物馆创建者突出强调博物馆的社会教育使命,在引进之初着重于建馆实践,而忽略了行业的体制化建设,导致早期博物馆建馆范式、理论及方法都带有明显的模仿色彩”,裴文中先生在1949
年亦曾指出,晚清民国时期创建的博物馆,主要抱着“西洋有之,我国亦当有之”的心理,史实是否如此,可以继续深究,但当下中国博物馆学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的现状。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展开,体制化建设也逐步推行,
如创办专业协会,
发行刊物,出版专书,创建中国博物馆理论等,虽然筚路蓝缕,举步维艰,但先贤们还是付出心血和智慧,“在稚嫩中开拓了新的天地”。

从19世纪中叶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近代边疆史研究曾掀起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晚清咸丰、同治、光绪年间,一些人有感于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引起的边疆危机和边界问题,加强了边疆治理、边事外交、边界舆图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朱克敏《边事汇钞》、吴大瀓《吉林勘界记》、曹廷杰《俄界情形》、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等,是这些成果的代表。第二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30、40年代,而其形成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沙俄对我国北部边疆的分割和侵占,英国对西藏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举进攻,不仅使中国

   
从大处着眼,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与扎实的材料,使得此书立论坚实,掷地有声,避免了目前众多同类研究以论代史或者断章取义、徒发空言的穿凿和空疏。

来源: 《中国文物报》    作者: 李飞

   
最后还是引上一句梁任公的话,“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种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徐玲老师致力于中国近代博物馆史研究,其眼光从源头西方博物馆史看起,再至近代中国,以博物馆的“公共性”这一穿梭中西的观念为核心,以中国近代博物馆为观察对象,大处着眼,细处落实,开创了中国近代博物馆史的一种新写法。“同中观异”,“异中观同”,这既是《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1840~1949)》一书的最大特色,也当是吾辈有志于中国博物馆史研究者的共同追求。

   
近代中国博物馆建设,本来就有多元化的特点,公立与私立、公办与校办、会办等并存,即便是公立,也是多套行政系统并列相生,再加上“博物馆”概念的模糊性和宽泛性,以及“近代博物馆引进之初,侧重于大量的建馆实践,缺乏基本的理论建设,致使近代中国博物馆自身缺乏相应的系统表述能力”
,所以作者选择了从“ 公共文化”
的角度切入,以求纲举目张之效。因为近代无论何种类型的博物馆,“公共性”皆是其天然属性之一,
从这一点着手,
则抓住了博物馆的本质。博物馆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目前尚是冷门,而关于公共文化和公共空间的研究,一度曾为热点。徐老师此书,既可看作是博物馆学范围内的博物馆史研究,又可作为近代史领域内的社会文化史著作,沟通了博物馆学和历史学,同时开拓了中国博物馆发展史研究的新空间。

   
而在上述整个过程中,博物馆的“公共性”则作为核心概念,统摄了近代以来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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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是西方博物馆的基本属性之一。作为文化移植,近代中国博物馆承续了西方博物馆的公共性”,但“并非一种自然延伸,而是在改变传统古物保藏观念基础上对西方公共性的重新阐释”。所谓公共性,作者讨论了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公开服务、公共空间、公共教育以及最为重要的“古物保护博物馆化”,后者正是“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构建”的起点,也是来自西方的博物馆公共性与传统古物保藏模式相互融合的结果。在作者看来,源自于西方中世纪的近代博物馆,发展至19
世纪才奠定了服务大众的原则,公共性成为其属性之一,继而伴随西潮东涌,“近代中国引进博物馆文化时一开始就强调了其公共性,并以此成为打破传统古物秘藏私有局面的利器,重新构建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而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公共性构建的如何?作者引用大量史料,首先证明了近代博物馆推动“古物保藏模式的近代转型”,将传统私人秘藏的古物转变为服务于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资源,继而明确了“致力于公共文化建设,参与拓展新的公共空间成为近代中国博物馆新的建设目标”。虽然公共性成为了中国近代博物馆的基本属性之一,但在实践中如何将“公共性”落实,仍然需要“艰难而不完整的公共性转型”。自历史传统而言,中国文化中缺少“公共”意识,所以移植于西方的博物馆“缺乏一定的生存土壤和社会基础”“普遍缺乏更多社会支持,未能与社会民众形成良性互动,甚至成为拘泥于精英阶层的小范围活动”;而近代中国的社会动荡,也使得博物馆事业发展举步维艰,“急于服务现实改造国民性之需要”,而对公共性理解和贯彻的不够,“过多保留了中国传统古物重藏轻用的思维模式,并未彻底打破中国古物原有的秘藏格局”,这也正是当下中国博物馆界需要警惕的两种心态。

   
徐玲老师关注中国近代博物馆史已有十余年,硕果累累,她的博士论文《留学生与中国考古学》由南开大学出版社付梓已有六年,博物馆学和考古学,无论在西方还是近代中国,始终关联密切甚至统为一体,因为学科的物质载体——学人,始终是同一群爱好相同、志趣类似的小团体。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切入,将博物馆的“公共性”最终落实到文物的公藏公用、展览的公开、公共空间的产生、公共教育的推行和公共道德的培育,均有史可稽,以说明“公共性”乃是彼时人的观念自觉,而非后人沉浸在自己的逻辑世界自说自话,唯有如此,才能求得一个真实的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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